何事又作南来，看重阳药市，元夕灯山

　　这首词是作者于公元1173年（孝宗乾道九年）春在成都所作，时年四十九岁。公元1172年冬，四川宣抚使王炎从南郑被召回临安，陆游被改命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，从南郑行抵成都，已经是年底。题目说是初来，词中写到元夕观灯、花时游乐等等，应该已是九年春。词中又说到看重阳药市，那是预先设想的话，因为从九年秋直到年底，陆游代理知嘉州，不在成都。陆游活动在南郑前线时，对抗金的前途怀着胜利的希望。被调到后方后，挐云心事，不得舒展，极为苦闷，而要收复河山的信念，仍然是坚定不移。后在不少诗篇和词作里，往往激发着慷慨昂扬的声音。这首《汉宫春》就能体现这一点。

　　词的上片，表明作者对在南郑时期的一段从军生活，是这样的珍视而回味着。他想到在那辽阔的河滩上，峥嵘的古垒边，手缚猛虎，臂挥健鹰，是多么惊人的场景！这些令作者如此振奋而又如此爽快，因此在陆游的诗作里，时常提到，《书事》诗说：“云埋废苑呼鹰处。”《忽忽》诗：“呼鹰汉庙秋。”《怀昔》诗：“昔者戍梁益，寝饭鞍马间，……挺剑剌乳虎，血溅貂裘殷。”《三山杜门作歌》诗：“南沮水边秋射虎。”写的都是在南郑从军时的生活。同时他又想到晚归野帐，悲笳声里，雪花乱舞，兴醋落笔，写下了龙蛇飞动的字幅和气壮河山的诗篇，作者不断涌动的激情令其兴致大发，豪迈之感也就变成了笔下的淋漓沈雄。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啦。可是卷地狂飙，突然吹破了词人壮美的梦境。成都之行，无疑是将作者心中熊熊燃烧的抗金意愿置于“无实现之日”的冷宫之中，遂有了自己的文才武略，何补时艰的深深感慨？“人误许”三字，不是谦词，而是对当时朝廷压抑主战派、埋没人才的愤怒控诉。

　　下片跟上片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在繁华的成都，药市灯山，百花如锦，有人在那里沉醉。可是，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，在词人的心眼里，锦城歌管，只能换来樽前的流涕了。“何事又作南来”一问，蕴藏着多少悲愤在内！可见，词人面对这些所谓的城市文明不禁更是心酪。这里的人们都已忘记了故土还在异族手里，往日的雄壮战场场面已被面前的一切所取代。

　　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但作者并不只是埋头于悲愤之中，而是作出了坚定的回答：“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！”。陆游大量诗篇里反复强调的人定胜天思想，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。心中犹存着重上抗金前线，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“看记取、封候事在”，心中的爱国之志涌现在了读者面前。这里表明了词人的意志，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消沉，而是更坚定了。

　　这词的艺术特色，总体上用对比的手法，以南郑的过去对比成都的现在，以才气超然对比流涕尊前，表面是现在为主过去是宾，精神上却是过去是主现在是宾。中间又善于用反笔钩锁等写法，“人误许”、“功名不信由天”两个反笔分别作上下片的收束，显得有千钧之力。“诗情将略”分别钩住前七句的两个内容，“闻歌”钩住“药市、灯山”四句，“感旧”钩住上片。在渲染气氛，运用语言方面，上片选择最惊人的场面，出之以淋漓沉雄的大笔，下片选择成都地方典型的事物，出之以婉约的格调，最后又一笔振起，因此发出了内心的呼喊，以激昂的格调、振奋的言辞，从而使全词的思想感情走向最高潮，深深地感染了读者。词笔刚柔相济，结构波澜起伏，格调高下抑扬，从而使通篇迸发出爱国主义精神的火花，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。

在险峻的古垒旁，在辽阔的平川上，打猎习武。身背弓箭，臂挥雄鹰，手缚猛虎。直至暮色苍茫，笳声四起，才猎罢归来，野营帐幕的青毡上早已落满了厚厚的雪花。喝罢了酒，挥笔疾书，那龙飞凤舞的草书，墨迹淋漓，落在了纸上。人们也许是错误地赞许我，是一个既有诗情，又有将略的超群人才。

为什么偏要我离开南郑前线南来成都呢，是为了逛重阳节的药市，看元宵节的灯山吗？每当繁花盛开的时候，在那万人游乐的地方，我也斜戴着帽子，提着马鞭，任马儿漫走。每当听歌观舞，酒酣耳热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过去的军旅生活而感慨万千，不知不觉中泪洒酒樽前。请千万记住，杀敌报国，建功封侯的大事是要自己去奋斗的，我就不信这都是由上天来安排的。